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谈论明代贪污问题时说道：“明代宦官擅权，其富亦骇人听闻”，但“纳贿亦不必阉寺，凡势之所在，利即随之”。例如“严嵩之纳贿，实自古权奸所未有”，“是可知贿随权集，权在宦官，则贿亦在宦官；权在大臣，则贿亦在大臣，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”。他把“权”与“贿”、“势”与“利”、“贿”与“富”的关系讲得相当深刻。在封建时代，权力是贪污受贿的前提；贪污受贿是权门致富的重要途径。这一特点在严氏父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，这是他们之所以招致广大士民切齿痛恨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严氏父子在进行贪赃枉法活动时，严世蕃往往在前台。关于他们贪污受贿的具体事实，在本书前面章节中已多处作过叙述，这里再作些补充。

“天子儿尚行金予我”。皇帝子孙，即亲王、郡王们若要请封、请赐也需向严氏父子行贿。朱载垕，嘉靖皇帝第三子，封裕王，其生母失宠；朱载圳，嘉靖皇帝第四子，封景王，乃宠妃卢氏所生。太子早逝，按序裕王当继封太子，但嘉靖皇帝久延不决。严嵩见皇帝首鼠两端，便对裕王持冷淡态度。按例，裕王府除亲王常禄外，每年还拨给一定费用，但因没有严氏父子的旨意，户部竟三年没有发放，致使王府“窘甚”。王府官员提醒裕王说：“非贿赂世蕃不可也。”这位未来的皇帝（嘉靖皇帝逝世后即位，是为穆宗隆庆）也不得不如此办理，筹措了一千五百两银子（其中有五百两从宦官借贷而来），派人以亲王的名义拜谒严世蕃，将银两献上。严世蕃欣然受之，然后吩咐户部补发裕王府三年的供给，并向人夸耀说：“天子儿尚行金予我，谁敢不行金者?”大学士徐阶每当谈及此事，辄吐舌曰：“世蕃胆真大于天!”

伊王朱典楧，太祖朱元璋庶二十五子朱后裔，嘉靖二十三年袭封王位，王府在河南洛阳。他凶顽成癖，久蓄异志。宫室僭越，除王府正宫外，又违制建造宫殿台阁十余处。王府护卫原额二千名，违制扩充至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余名。仪卫司校尉原额六百名，违制扩充至六千六百余名。锻造甲胄枪炮，偷养战马，召集亡命，图谋大举。私阉太监二百余名。遍索洛阳十二岁以上女子七百余人，选其中姝丽者九十人纳于宫中，其余令以银取赎。逼残民众，草菅人命，抢夺百姓妻女四百余口；强占官民房屋三千余间；诈骗民财三万余两；阻截关津，擅立税厂；催征价银，开设店铺。由于其罪恶昭彰，地方抚按、朝中言官屡屡劾奏，要求重治以法。伊王见事态急迫，便向严世蕃行贿白银十万两，求予保护，严世蕃受纳之。由于有严氏父子为内援，伊王益发跋扈，怙恶不悛，直至严氏父子败落，才于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废为庶人，禁锢高墙。

“官无大小，皆有定价”。严世蕃熟知中外官员贫富险易，“责贿多寡，毫发不能匿”。朝廷和地方大小文武官吏凡选任、升迁，不论贤否是非，唯以所行贿金多少而定高低。贿金多者，不仅官职髙，而且就任的地区富；若某官众人相争，则抬高其价。州判三百两，通判五百两，指挥三百两，都指挥七百两。御史、给事中五百两、八百两，有增至千两者。吏部之官贿金最重，吏部郎中、主事开价即达三千两，后猛增至一万二三千两。刑部主事项治元家资巨富，向严世蕃行贿一万三千两白银，得转调吏部勋稽司主事，因其所贿之数与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“万三”巧合，故人们乃以“沈官儿”、“沈万三官”呼之，以示讥讽。举人潘鸿业欲得山东临清州知州肥缺，自带白银八百两，又在京城借贷一千五百两，送给严世蕃，遂得此官。翰林院乃道德文章之地，但选授翰林亦需重金。庶吉士陆树声有清望，严世蕃向其索取松江绫子二百匹，许以翰苑之职予之，遭陆树声拒绝，严氏父子对之大恨。中、下级官吏尚且如此，高官大吏价钱之高可想而知。

“严氏当国，谥俱贿致”。“谥号”是对死者的庄严封赐，但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，“迟速予夺，一视赂之厚薄”。科举考场同样污秽不堪，散发铜臭。嘉靖四十一年春，进士考庶吉士，有人通过太监以重金向严嵩行贿，严嵩遂将所拟试题泄露给他们，不料被人密告揭发。临考之前，忽传圣谕“今年且罢”，考生一哄而散。

廉洁奉公，不向严氏行贿，则会遭到迫害，即使是朝廷六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也难保住官位。顾应祥乃朝中老臣，与严嵩同年，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升任刑部尚书，但因未向严氏父子进献谢礼，严氏父子便授意给事中对其进行弹劾。然而吹毛求疵也未找到他的过失，严嵩便以他有“鼻瘿”，不宜在皇帝身边供职为由，把他调去南京。从到任到离职，顾应祥只做了一百天的刑部尚书。礼部尚书吴山，皇帝欲召之入阁，但他戆直不附严氏，严嵩便密进谗言，使之终未入阁。

吏部主管文官选任，兵部主管武官选任，若使卖官鬻爵畅通无阻，必须控制吏部和兵部。严嵩当国，“以吏兵二曹为外府，稍不当意，或诛或斥，二曹事之，如掾吏之对官长，主奉行文书而已”。吏部尚书李本（曾以大学士兼管吏部）、吴鹏、欧阳必进等承其颐指，去取惟令，不敢牴牾；兵部尚书许论“委身严氏，贿遗狼藉，其典本兵，一听世蕃指挥画诺而已”。甚至吏、兵二部选官，呈奉簿记，任严氏父子填发，因此人们将吏部文选郎中万、兵部职方郎中方祥称为严氏的“文武管家”。由此严氏笼络一世，苞苴馈遗，阿附结党者，皆得美差；疏远自持，不出其门者，摒除罢黜以尽。

向罪臣索贿。只要向严氏行贿，“无功可受赏，有罪可不诛”，法纪荡然。有的人虽是严氏同党，但犯罪后，为了保住权势也需向其行贿。宁夏总兵仇鸾、福建巡抚阮鹗、宣大总督杨顺等封疆大吏、边疆将帅都曾这样做过，仇鸾竟至行贿数万。至于一般官员犯法，向其行贿以求逃避制裁者更是大有人在。有的自知遭其诬陷，但为了侥幸活命，还得向其行贿，而结果往往是严氏父子既收其钱财，又害其性命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三边总督曾铣和江南总督张经。曾铣及夏言妻父苏纲被逮后，严氏父子向苏纲之子勒索白银一万二千两和庄房一处；张经被逮后，向其行贿五千两，但他们都没有保住性命，落得人财两空。

侵吞军饷。边饷军费是严氏父子窃取钱财的主要目标之一，贪污数额惊人。户部所发粮饷，“朝出度支之门，暮入奸嵩（严嵩）之府，输边者四，馈嵩者六”。边军岁饷百万，“强半赂嵩”，致使内库所藏“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”，而严氏所积“可支数年”。

总之，卖官鬻爵，无孔不入。御史邹应龙“政以贿成，官以赂授”的弹劾准确地概括了严氏父子的为政之道。内外文武大小官吏岁时馈送，名为“问安”；武将克扣银两，多者巨万，少者数千，纳于严氏父子，名为“买命”；每遇大选、急选、推升、行取，皆遍索重贿，择地捡官，名为“漏缺”；行贿得官之后，即搜索官库，剥削小民，金帛珍玩，送至严府，名为“谢礼”。由是“士风大坏，边事日非，帑藏空虚，闾阎凋瘁，贻国家祸害，迄今数岁未复”。

严氏父子“贪墨滔天”，因此京城士民皆以“钱痨”称之。通过贪污受贿，严氏聚积了巨额家资，是当时全国十七家首富之一。据说，为了夸富，严世蕃每积资百万则举行一次盛大的酒会，在其败落之前已经举会四次（又有说五次者），犹渔猎不止。为了储藏这些金银珍宝，严世蕃在京师相府挖了一个深一丈、方五尺的地窖，四周及窖底砌以纹石，相传经过三天三夜才把它装满，“外存者犹无算”。在封窖之前，请其父前来过目。严嵩见到自家金银珍宝如此之多，不禁惊愕，口中嗫嚅而语：“多积者必厚亡，奇祸，奇祸!”除京师相府外，在袁州老家也有银窖，而且容积是北京的两倍。

严府是腐朽的寄生者，“锦衣玉食，僭拟王侯”。他们“夸多斗靡”，将搜刮来的财富尽情地挥霍，生活糜烂，耗费之余，则窖之地下，“以为不若是则权不足以胁人，富不足以甲众”。严世蕃之子严鹄、严绍康等炫耀说：“一年尽费二万金，尚苦多藏无可用处。”于是“竞相穷奢极欲，鬼殛神号”。“凡穷海之错，极陆之毛，绝域之所产，人间之所无，罔不毕至，以供饮宴。”“粉黛之女，列屋群居，所衣皆龙凤之绢，所饰尽珍珠之宝，张象牙之床，围金丝之帐，朝歌而夜弦，左斟而右舞，宣淫无度，污蔑纲常，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。”严氏父子不仅睡金丝之帐，而且“溺器皆用金银铸成妇人，而空其中，粉面彩衣，以阴受溺”，或者用象牙镶金制成。严世蕃有姬妾二三十人，纵之宣淫。对奴婢更肆意蹂躏，严世蕃每次吐痰，都令婢女以口承接，“方发声，婢口已巧就，谓曰‘香唾盂’”。

“贿赂彰，风俗坏”；“内阁吏部要钱，吾等守清无益”；“皇上只要人干事，不怪人要钱，贪夫从而和之”。严氏父子“政以贿成”导致官风、士风大坏。嘉靖年间是明代吏治的重要转折点。明初以来，“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”。即使是正统、正德年间，内外多故，“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，亦由吏鲜贪残，故祸乱易弭也”。而至嘉靖，特别是中期以后，则风气大变，贪污受贿、奢侈靡费发展为贵族、官绅等级的普遍行为。时人感叹：“当嘉靖末载，世风之溷浊甚矣。民不见德，惟贿是闻，四夷交侵，万民失业，天下势盖岌岌乎其殆矣。”“其风大约起于严氏父子，后遂不能禁，且尤而效之也。”

在朝廷法度及道德观念、社会心态上，嘉靖以前，贪污受贿行为尚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，因此贪贿者只能“暮夜而行，潜杀其迹，犹恐人知”。而此后，封建统治集团日益丧失惩治贪贿的能力，官僚阶层也视贪贿为“自然”，“习以成风，恬不为耻”；廉洁奉公者反遭讥笑，被斥为“无能”、“迂腐”。

贪贿乃“害国误民之祸本”。贪风盛行必然招致民众的怨恨，激化社会阶级矛盾。嘉靖末年，大学士徐阶针对严氏父子掀起的“要钱”风尖锐地批评道：

往年有造言者曰：“皇上只要人干事，不怪人要钱，贪夫从而和之。”于是内外诸司，公然剥虐百姓，不复耻畏。其官日升，其家日富，而民财则日穷，民心则日怨。即如昨妖逆倡乱（系指白莲教起义）之词，动辄以“艰难困苦”等语发端，鼓煽愚昧。此要钱一件，所以尤为害国误民之祸本也。（徐阶《答尽去剥虐谕》）

贪贿是封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。嘉靖年间之所以形成贪风、奢风盛行之势，除了一般的社会根源外，还有其特殊的原因。经过长期的积累，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。“金令司天，钱神卓地”，“纷华染，靡汰臻”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，便凭借政治权力，通过贪污受贿搜刮钱财，以满足奢侈生活的需求。由于他们只知尽情地享受商品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物质文明，而不能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，因此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进步。